交汇点讯 “南京大屠杀时我3岁，我2岁的弟弟被日军放火残忍地烧死在了一家人居住的草棚里。”岑洪兰老人今年88岁，家住宿迁市宿城区项里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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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岑洪兰老人家中，她抚摸着下巴和脖颈处伤疤告诉交汇点记者，“这道伤疤是1937年，日军南京大屠杀时给她留下的。”说起此事，老人百感交集，泪湿了眼眶。

2013年4月，岑洪兰被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援助协会认定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她也是宿迁目前唯一一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

“那场苦难发生前，我们一家人住在汉中门外北化厂街城墙边的草棚里，父亲在一家砖厂运送砖瓦谋生，母亲在家照顾我们。”岑洪兰说，虽然她当时很小，许多事情不记得，但在她成长的过程中，她的父亲、母亲、哥哥经常给她讲那段死里逃生的经历。

岑洪兰老人说，日军进城后烧杀抢掠，一把火烧了他们一家人赖以栖身的草棚子，当时她2岁的弟弟还在棚子里睡觉。“我大哥岑洪桂想冲入火海把弟弟抱出来，却被日军用长枪拦住。弟弟被活活烧死，大哥的腿也被烧伤。”

岑洪兰老人的下颚处至脖颈左侧，至今还留有较明显的疤痕，她说这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罪证。说起往事，老人眼中含泪，“这是日本兵的罪行，对他们的恨我一辈子不能忘！”

“听父亲讲，日军放火烧了我家后，父亲寻找机会带着一家人逃跑。在逃跑途中，又和日军相遇，日军举枪便朝我们射击。父亲赶忙蹲下，刚蹲下，子弹就擦着父亲的耳朵飞过来。我当时趴在父亲的肩膀上，子弹打到我的下巴，又从左边脖颈擦了过去，留下了这一道疤。”岑洪兰老人说，父亲当时要是没蹲下，子弹会打在他的腰上，可能她和父亲也都没命了。见这一枪没打死他们，日本兵就冲过来把她的父亲和几名男子抓走当了壮丁。

“我下巴和脖颈的伤口不停地流血，母亲在我伤口处捂了3大把泥土也没止住血。”岑洪兰的母亲带着岑洪兰和两个哥哥连夜过江，打算回老家邳县（今邳州）避难。“我大哥腿被火烧伤了，就那样还驮着我跑，跑到十八里路开外的一个村庄停下来。”

逃出十几里地后，岑洪兰他们在停顿短暂休息时，远远听见熟悉的喊声：“大毛……毛孩……”等那人走近一看，正是岑洪兰的父亲。“父亲逃跑出来后看不到我们，就顺着一条小路一直往北四处寻找，一路喊着我们的小名，没想到竟然找到我们了。”

岑洪兰老人说，父亲赶到时，浑身是血的她已经奄奄一息了，“我穿的薄夹棉袄前襟都被流的血染红染透了。母亲说，我的脸色发青发黑，快不行了。父亲看我还有一口气，舍不得丢下，就把我抱起来继续赶路。”岑洪兰老人说到时几度哽咽。她说，幸好在路旁遇到一个逃难的好心人家，要了点开水来喂她，“母亲说是这3小碗水，救了我的命。”

一家人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风餐露宿，终于回到了老家。岑洪兰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家人都说她命大。“后来，我父母亲就在老家种地、做生意，我也在家务农。”岑洪兰老人说，迫于生计，她大哥、二哥婚后又前往南京谋生。大哥赶骡车谋生，后来先后在建邺区骡车社和南京快速热水器总厂工作，直到1981年退休。二哥因病多年前去世了。

成年以后，岑洪兰嫁给了宿迁市黄墩镇三湾村的曹鑫亚，“老伴他是烈士的后代，我和他结婚几天后，他就去大连甘井子当兵了，家里的事情全落在我一个人的身上。”岑洪兰老人说，老伴曹鑫亚1960年退伍回乡，先在井头钢铁厂上班，后来又到尚营大队干书记，再后来又到几个乡镇工作，直至退休。婚后，岑洪兰老人揽下家里所有活，是名副其实的“贤内助”。种了12亩地，每年喂两头猪，拉扯5个孩子。生活清苦，但她觉得很幸福，她说自己这条命是“捡”回来的。

2013年4月，岑洪兰被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援助协会认定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并获得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书》。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援助协会等单位每年都有人来慰问她。

岑洪兰的大哥岑洪桂如今还健在，快100岁了，他也是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采访中，岑洪兰老人在南京的侄子岑全松打来视频电话，叮嘱关心老人的身体，“天气凉了，您老多注意身体。我爸爸的身体还行，等春暖花开时，一家人聚一聚。”

“我和大哥一起参观过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一到那，我眼泪就止不住，满墙的死难者名字，还有象征着幸存者的灯，有人去世了就灭一盏，我也有灯在那。”岑洪兰说，回想过去，她对日本侵略者的恨始终无法释怀，不能忘却。她经常对孩子们说，即便现在日子好过了，也不应该忘记过去那段屈辱的岁月。

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 史伟 视频：杨群

关键词： 南京大屠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