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数字技术颠覆了经典新闻理论的概念体系，新闻学亟需谋求创新。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新闻传播研究所所长彭剑和硕士生江浩在《传媒观察》2022年第12期刊文，发现当下数字新闻研究总在强调变革，却忽略其价值虚无和边界崩塌的危机。文章认为，数字新闻学在检视新闻现象的同时，亦要观照更深层的价值哲学意涵，并提出三个命题进行理论想象：第一，价值性命题，在应然维度描绘新闻业的核心价值系统并予以比较；第二，解释性命题，在实然维度关注新闻生态的运行规则和新闻业的外部合法性；第三，操作性命题，主张应在新闻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进行理论体系的建构。这是具备中国底色的本地化新闻理论的发展契机，有待本土研究者的协力攻关。

本文从学科整体层面探讨数字新闻学在三个层面的理论命题：第一是价值性命题，即围绕新闻业的价值内核谋划应然愿景，探讨“什么是理想的数字新闻业”；第二是解释性命题，即探讨如何基于上述规范性假设检视数字新闻业的实然运行；第三是操作性命题，即落脚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探讨数字新闻学的理论创新与体系建构。

【资料图】

一、价值性命题：新闻业的应然愿景

（一）新闻业的核心价值系统

在承继经典理论、观照数字新闻实践的基础上，本文认为数字新闻业的核心价值系统可以被描述为以下三个层面：

1.客观现实的反映系统

曾经作为“历史初稿”撰写者的新闻工作者，如今却不得不应对数字化时代的“流动性”，如时刻变动的现实、媒介权威的崩塌与日渐模糊的职业边界……客观性似乎业已消亡，但“新闻真实”作为新闻业准确反映现实世界的承诺，仍旧是其发展演化的价值罗盘。这要求数字新闻业应首先破除僵化的价值教条，以更具建设性的身份角色，在碎片化信息的超载环境中，通过诸如事实“解释”和“确认”等方法，帮助可能因此感到沮丧无力的数字公众尽力穿透“不可知”的迷雾，让他们仍然能在不确定社会中尽量得到准确认知。那么在这个意义层面，新闻业对客观世界的反映体系，将不再被媒体机构所代表的客观性、专业性体系垄断，而更多地由数字新闻生态中更为多元性的、参与式的行动者们对日常生活的协同呈现而得以实现。

2.公众活动的实现系统

公众活动的价值旨归，可以解释为数字新闻业通过展示数字可供性，亦或是直接提供意义框架或参与工具，进而与社会公众实现紧密连接，以保证其知情权、表达权和新闻接近权。上述价值系统拥有以下鲜明特点：第一，显著的建构主义面向，这来源于数字新闻产制与流通的“去职业化”与“参与式文化”，我们需要植根于科学技术哲学而非新闻场域这一社会学研究传统，去进行公众活动的内涵阐释；第二，有别于经典理论的“宏大叙事”，不再将新闻业视为垄断化的信息来源、独立自主的监督机构、公民意见的忠实代表以及政治行为的调解者，而是承认新闻业以个性化、参与和开放的渠道对其自身与公众民主活动的联系产生深远影响。

3.社会公共性的维护系统

公共利益依旧是数字时代社会事务的核心诉求，也是大众商议的首要驱动力。数字新闻业依旧能够通过描绘公共生活、组织公共商议进而维护社会整体的公共利益，以维系一种理性、平等、向善的社会公共文化。要重点强调的是，虽然新闻业已不能在日益不确定化的数字社会中，像往常那般就一些公共事务作出“终审判决”，但我们依旧可以期待它能够持续对于日常生活中的模糊图景予以修正和补充，从而参与塑造社会共享的“公共精神”。

（二）价值比较与异质性互鉴

第一，技术历史视野的演进比较。这一视角强调技术变迁对新闻业的影响，比如在手抄小报时期，新闻的产制与分发较为零散，其价值系统体现在商业信息的供给；两次工业革命后的大众传播时代，新闻媒介把持社会信息流通体系，在社会成员对其角色的想象和建构之中，诸如“大众传播四功能说”“专业性”等经典概念得以产生；而如今数字技术对传统新闻行业的改造，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价值极化、弥散和混沌。

第二，全球文明视野的平行比较。这一视角着眼于对某一特定时期各国的新闻现象进行平行观照。以中西比较为例，社会整体的“宏观价值观念”与其“意识形态”紧密关联。

二、解释性命题：新闻业的实然运行

（一）对新闻生态运行规则的解释

自动化新闻、算法新闻、新闻生态系统、弥散新闻……新概念或许从未如此密集地涌现，这源自新闻学与新闻业紧密的互构关系。在数字化初期，学界便着眼于展望这个技术革命与新闻实践交叉的全新阶段，其中不乏乐观想象，如帕夫利克对网络新闻潜力的浪漫化解释——“互动、按需、可定制”与“建立新兴趣社区”；或是“从业者通过数字平台更好地为社会公民服务”。当然，更多的研究呈中立或担忧倾向，指出新闻业正面临危机与挑战，日渐“液态”与边界模糊、算法匿于黑箱与伦理风险加剧、职业精神崩塌以及职业群体流失等。

对新闻业运行的实然性追问，蕴含着数字新闻认识论的意义变更。因为新闻学的研究对象仍然是处于变动中的新闻实践，理论任务在于赋予它一个具备数字化特征的描述。这要求研究者在新闻的产制、文本框架、话语、效果等传统范式之外寻找崭新的理论支点与研究切口。因而数字新闻理论的实然性研究范畴，在新闻业自身层面应落脚于“数字新闻生态”的运行规则和“数字新闻行动者”的实践逻辑，而非传统新闻研究那般聚焦宏观层面的新闻生产、中观层面的新闻媒体以及微观层面的编辑室与记者群体。这不仅是对数字新闻实践的妥善解释和未来版图的谋篇布章，也是消弭不确定性和应对危机的题中应有之义。

（二）对新闻业外部合法性的解释

本文要强调的是，新闻的生产与流通与其他类型的传播活动有着本质上的不同，新闻也从来不是一种自由浮动的文本，而是复杂的人类、组织、社会和技术安排的产物。因此在这一关键时刻，理论任务在于阐明新闻业如何通过向社会传递共通的价值规范，使得自己的部分主张得到普遍认同，进而获取合理、合规、合法化的社会地位并重新建立“数字文化权威”。

作为合法性解释的重要一环，数字新闻的专业性也应成为一个开放性的话语体系，容纳数字化时空下新闻业规范精神、实践纲领、职业法则的全新内涵。如“建设性介入”取代“专业壁垒”、“阐释元传播范本并迈向公共”等等，而非止步于高呼“客观性神话”的覆灭。当然还有其他“元新闻话语”可以被用于合法性解释，篇幅所限，这里不再举例。不难看出，数字新闻的合法化解释实际上依赖于对新闻业反映现实和公共精神的重申，这勾连了新闻研究的历史语境与数字诉求。

三、操作性命题：新闻学的理论创新

（一）把握数字新闻本体论

“新闻”作为新闻理论的核心概念，其所指的客体对象何以称之为“新闻”，是本体论研究的意义所在。经典新闻学将事实视为新闻本体，把反映报道客观世界的变动作为理论前提，由此延展与确立系列问题域。其中最相关联的“自生”理论便是“新闻价值”（news value/worthiness），它关注哪些因素使得一般性事实成为新闻，并追问选择标准和建构主体。在工业新闻时期，新闻价值被罗列为时效性、接近性等多种要素的集合，其诞生的逻辑起点在于新闻编辑部的“把关”活动中。数字环境下，新闻把关演变成了“分享”与“策展”，于是透明性、即时性、互动性等被“封装”进了数字新闻价值。而其中便隐含着“先验”式的新闻本体的意义泛化，即从“新闻来自事实”演变为“新闻属于信息”。

就本体论而言，“事实”强调独立于人类意识的客观物质的运动过程；而“信息”来自于人类的实践活动，具有鲜明的建构主义特征，不仅意指物质形态，也在强调“消除认知不确定”的功能属性。如今新闻学界普遍认可“新闻从属于信息”“新闻业是信息生产与流通部门”等本体论观点，并通过一系列修辞限定其范围，诸如“有关公共事务的信息”，或是“准确可靠与符合客观实际的信息”等。“以事实为纲”的经典本体论前提似乎不再通行，但各种意义层面上的“信息”，仍旧是对客观世界现实变动的不同层次的反映，诸多信息连接拼贴便共同还原了社会公众日常化的生活图景。于是数字新闻本体论可以理解为来自于客观事实的，由数字技术可供性所驱动的，与社会公共事务相关联的一种新型信息关系。

数字信息环境越是趋于混沌复杂，越是要牢牢把握新闻本体。如若把握不够深刻，将信息及其传播过程不加辨析地设为研究对象，那新闻学与信息论或是传播学又有何异同？这要求理论建构首先嵌入复杂的数字新闻实践，在反思与关注客观事实成为公共信息并传播流通的系列环节中，不断追问“什么是新闻”并由此延伸研究脉络，进而探索认识论视角的丰富和方法论的更新。

（二）延展数字新闻认识论

1.一项矛盾：技术统摄还是文化建构

任何定义“数字新闻”的尝试都面临一个挑战，那就是它都会过于接近“数字”和“新闻”这两个词中的任何一个。诚然，认识论想象难以绕过“数字性”与“新闻性”二者关系的辨析。前者代表网络化的新闻行动形式所蕴含的数字准则，主张数字新闻理论的技术统摄；而后者承继经典新闻理论的规范内核，坚持基于新闻业的社会文化权威进行理论建构。但纠结于这项矛盾或许陷入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的一种研究误区，即对新事物的认识尚未明朗，便迫切追求概念归类并确立总体框架。数字新闻业的结构重塑已是既成事实，携带认识论预设投身于研究活动显然有违科学精神。而本文意在说明的是，“数字化”并非简单的侵入性角色，而是新闻界所身处的一种全新时空情境。数字性与新闻性的辨析也并非二元论断，对二者“共生互构”式的想象或许能够激发数字新闻认识论的多元延展。

2.新闻研究的生态认知

早在“生态系统”一词被提及之前，新闻媒体便被喻作“物种”来描述其依赖或竞争关系。如今学界讨论新闻环境之时广泛使用生态隐喻，其中安德森的相关论述获得较多赞同。他的认识论思想可以概括为人类作为一种“有机体”，与技术、媒体等非人类要素相汇集，进而共同构成一种动态的物质性网络。其中新闻生产与流通作为一种“能量供给形式”，结果并非生态控制论所想象的“动态平衡”，而是“根茎式”（rhizomatic）的转化与扩散，并在传播过程中激活特定节点。这种认识论特点在于“后新闻编辑室”和“物质性”（materiality）面向，它并非鼓吹生态系统内的物种多样性，而是在混沌的数字新闻环境谋求秩序。此外，来自生态心理学的“可供性”概念也被广泛援引，用以重新认识数字技术与新闻活动的主客体关系。当然，上述数字新闻认识论也有其局限性。生态隐喻将当前数字新闻实践的发展趋势，归结于新闻要素之间竞争或合作所产生的“自发秩序”。这样看来，如若新闻生态系统能够通过“自组织”走向繁荣，那么讨论价值系统和规范设计便毫无必要——但数字新闻业的实然运行却与其大相径庭。换言之，新闻生态系统认识论更多地指向了市场逻辑，这也使得部分实证研究表现出一种“价值虚无”姿态。

3.新闻研究的情感转向

数字新闻研究呈现出显著的“情感转向”（emotional/affective turn），即认为数字新闻业表现为一种由人类共通情感而共同组织与构建的“情感新闻流”，情感成为各个实践主体的行动逻辑。推动这一转向的动力源于以下因素：在实证研究层面，许多研究指出数字技术可供性通过“公民新闻”“主观新闻”带来了更多的参与式情感叙事，个人博客、公共营销和创业媒体等新入场者使得情感迈向公共新闻话语的中心，同时记者群体也有意将情感策略广泛应用到采编工作中；在哲学意涵层面，面对“客观性”神话的崩塌，我们意识到“感性认识”是“理性认识”的基础和必要过程，因而强调情感并不违背公共领域的理性精神，甚至是促进政治参与的积极力量。总的来说，情感表达作为社会公众日常生活图景的重要一环，有助于开辟理解数字新闻流通的新认识论通道。在探讨情感解放的赋能潜力的同时，“群体极化”等负面情绪的集中表达以及数字新闻网络的“后真相”趋势也应得到关注。这提示我们要对情感逻辑融入新闻业的价值规范予以警惕，用审慎的态度探讨价值命题如何容纳主观。

4.新闻研究的知识之维

如果把新闻视为一种蕴含特定价值、规律与思想的“知识”，那如今数字技术本身亦是一种广义的科学知识，与新闻知识一同参与信息流通和社会建构。因而许多研究投身于科学知识社会学（SSK）寻求理论资源，其中“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 Network Theory）作为一种“解困式”的理论纲领，被广泛用于数字新闻实践的重新认知。那么在知识之维，数字新闻本体并非静态孤体，而是“交织”的“流动事实”与“多维事实”；数字新闻知识也非事实表征的“最终成品”，而是呈现于多元情境下的行动建构。行动者网络理论虽能帮助新闻研究脱离二元论视角，但它并非知识社会学的全部。后续研究应继续通过“实践枢纽”在诸如曼海姆、莫顿等人的知识传播思想中汲取养分，进而在新闻知识的历史时空、特定来源、权力争夺等多元层面重新认识数字新闻实践。

（三）创新数字新闻方法论

数字新闻方法论的创新主要包含以下操作层面：第一，在研究策略层面，有意识地串联研究对象之间的意义关系，而非不断扩增研究规模。新闻学并非一门无所不包的学说，研究对象的泛化会使得边界更趋模糊。第二，在研究范式层面，明确处于何种学科范式（人文社会科学还是哲学）下进行理论创新，并遵循其基本规范。第三，在研究方法层面，基于算法捕捉数字新闻流动性固然新颖且有效，但人口学因素或扎根研究等定性考察亦不能忽视，进而保证数据收集与概念形塑的全面、准确和可复现。第四，在建设学术共同体层面，积极容纳社交平台公司、算法技术服务商、政府管理部门等数字新闻行动者作为开放性学术领域的成员。

未来的新闻学是什么样的，我们仍未能够完全想象，但至少可以确定的是，它应该具备清晰的学科边界与明确的价值关怀。新闻的力量不仅停留于表征客观现实，它终归是捍卫我们的公共生活。

（载《传媒观察》2022年12月号，原文约12000字，标题为：价值、解释与操作：数字时代新闻理论的三个命题。此为节选，注释、图表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

[作者简介] 彭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新闻传播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硕士生导师

江浩，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新闻传播研究所硕士生

关键词： 传媒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