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高中生，因玩游戏被网友谩骂，感觉受到侮辱，就想跳楼轻生。这是资深危机干预专家宋娅茹不久前遇到的案例。

宋娅茹告诉记者，这个女孩学业压力大，父母也不理解，遭遇网络暴力后认为找不到活下去的理由。她和她的团队一起，成功挽救了这个试图轻生的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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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上海青少年法律与心理咨询热线（12355）心理专家，宋娅茹说，去年她本人接触了多例遭遇网暴的个案，“大多数是青少年，受到伤害不知如何应对。”

“人们在现实中受到侵害可以打110报警迅速得到帮助，在网络世界呢？”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多名专家表示，对网络世界正在发生的网暴行为，平台和管理部门应该建立能够立即干预的机制，长远考虑，须明确并压实各方责任，以法治手段建立完善的社会支持系统，制约网络暴力对人们的侵害。

与网暴脱离接触

“最好的回应就是不回应。”宋娅茹说，青少年在上网的过程中首先要有自我保护意识，如果在某网站经常被谩骂、恐吓，不要和网暴者辩论或对骂，“因为这样只会招来更多的围攻和羞辱，抵制网络暴力的最好办法是停止浏览或举报不良信息”。

青少年本人也要辨别是否真的遭到网络暴力、情绪是否被操控。宋娅茹说，网络暴力在国外一些地方被称为“网络欺凌”“网络霸凌”，从心理学角度，将网络暴力称为“网络攻击”比较合适，本质上是某些人群借机发泄内心不满，加上部分是非辨别能力较低的网民，“集体无意识”地对网络暴力推波助澜，跟随舆论引导波浪形一边倒，对当事人造成很大伤害。

青少年一旦感觉确实受到了伤害，可以求助家长、学校、12355平台，还可以通过法律维权、专业的心理咨询师辅导。宋娅茹表示，家长如果发觉孩子正遭受网络暴力，要帮助他们保存相关记录凭证。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研究员朱巍表示，平台应该实现“一键防护”功能，使受害者与网暴的评论、私信有效隔绝。

在此基础上，平台还应该实现“一键取证”，全国人大代表、台盟浙江省委会专职副主委陶骏建议平台建立快速举报通道。

在一些国家，如遇到网络暴力，当地用户首先报告给平台，48小时之内，平台需要做出处理，提供帮助。如果48小时内没有得到有效处理，用户可以向政府部门设立的监督机构举报，监督机构会进行调查并要求平台删除有害信息。

“只要我们伸出援手拉他们一把，他们就有力量挣脱网暴的黑手。”宋娅茹说，学校和社会都应该制定相关方案，心理健康资源需要保障到位并正确有效，帮助被网络攻击的受害者尽快走出阴影，心理咨询师会根据受到网暴伤害程度进行“创伤处理和包扎”，必要时固定证据，通过法律为其维权。

保护网络原住民

2月23日，湖南省桑植县一名高三女生在学校春季开学典礼暨高考冲刺誓师大会上作了激情澎湃的励志演讲：“早晨6点的校园真的很黑，但600多分的成绩真的很耀眼”“我们可以不成功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后悔”……视频传到网上，一些人开始对该女生的演讲内容和神态表情批评、谩骂。

桑植县教育局在2月28日回应称，“考虑到网暴信息对女生的影响，这几天在安抚学生”，并请了高级心理咨询师进行心理疏导。当地网信和公安部门介入调查，追踪散布负面信息的人员。100多个违规微博账号被平台禁言。

在许多专家看来，该县多个单位的应对措施是比较及时、有效的。但针对网暴需要做的不止于此。在网暴形成、持续、惩治的不同阶段，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法律系主任郑宁和朱巍不约而同地提到源头遏制、加强事前预防的重要性。

一种观点认为，“遭遇网络暴力自杀的人本身就有心理问题、心理脆弱，早晚会出事”。对此，宋娅茹并不认同，大部分成年父母其实并不能真正理解从小触网的“网络原住民”进入网络空间后的心理反应，总是认为“至于吗”“没事找事”。

她表示，网络暴力具有特殊性，互联网本身的持续性和开放性，攻击行为可能无休止、无限放大。网暴与现实生活中遭遇的暴力事件不同，甚至比传统的暴力行为表现得更强烈。当遭受辱骂、骚扰及人肉追踪时，受害者很难真正逃避。

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网络世界这种特征表现得更为明显。《2022中国游戏产业未成年人保护进展报告》显示，截至2022年，我国19岁以下网民规模达1.86亿人，其中9岁及以上未成年人手机持有率达到97.6%。

“网暴的形成有复杂的心理机制，很多是人的负面情绪在网络上无序释放的结果。”中国社会学会网络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杭州市委党校研究员姜方炳在观察研究中发现，现阶段的网络暴力往往穿上了新的技术外衣，其风险后果的传播渠道更多、速度更快、范围更广，由此对当事人造成的伤害更大。

朱巍发现，在大规模的网暴形成过程中，平台如果受“流量指挥棒”影响，就容易忽视网暴苗头。在朱巍看来，公众讨论事件达到一定热度乃至被推上热搜之前，平台有责任进行初步审核，并作出判断：这一话题讨论是否违背了事实？是否侵犯了公民个人权利？对事件的讨论是否出现了网暴？

人生被改写只需要9秒钟

近年，越来越多的事实在证明，网暴往往起于“青萍之末”。苗头一旦被忽视，网暴的后续发展往往是事件越来越不可控、伤害越来越不容易被终止。

2020年7月，一位杭州的女士因为取快递被造谣成“寂寞少妇出轨快递小哥”，引发了大量低俗、淫秽评论，当事人遭遇网络暴力。谣言的起源，是一段9秒钟偷拍当事人取快递的视频，加上始作俑者在微信群里上传捏造的聊天记录截图，在网络社群疯狂扩散。

今年全国两会上，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中提到，最高检指导浙江检察机关办理的“取快递女子被造谣出轨案”，建议公安机关“以诽谤罪立案，推动自诉转公诉”。

“人生被改写需要多久？只需要短短9秒钟。”办案的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检察院第四检察部副主任孔凡宇感慨，从发出检察建议起算，检察机关足足用了191天去抚平这段伤痕。而当事人陷入舆论漩涡，已长达10个月之久。

整个取证过程持续了将近一个月，最后形成案卷18卷、光盘76张。孔凡宇评价那份具有转折意义的检察建议：首次明确将恶劣的网络暴力界定为“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并且首次在当事人已经自诉的情形下，依然建议转为公诉程序。

刑法所规定的侮辱、诽谤罪一般是刑事自诉案件，按照“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受害人需要向法院提交证据，但是面对数不清的匿名账号和海量网暴信息，受害人连最基本的信息——网暴者真实姓名都不知道。

因染了粉红色头发被网暴的女孩郑灵华就遇到了类似问题。该案代理律师金晓航表示，她在生前搜集证据中一遍遍遭受折磨，也通过多方打听过同样发生在杭州的“取快递案”是如何转公诉的，希望能够借鉴。

寻亲男孩刘学州被网暴致死案的代理律师周兆成表示，在刑事自诉案件中，受害者获取网暴者信息一般需要先起诉平台，通过平台获得网暴者的个人信息，再追加被告人，“起诉的程序比较繁杂，对普通的网暴受害者来说，很难实现有效的维权。”

郑灵华案就是通过这种模式试图获取网暴者信息，但是，涉及的三家网络平台，只有一家在向法院回函中反馈了相关信息。

立法规制

网络暴力持续的整个过程中，伴随着许多违法犯罪的苗头。朱巍介绍，如网暴者曝光受害者的私人信息、实行线下骚扰，可能存在寻衅滋事，故意捏造并散布虚构的事实则可能涉嫌诽谤罪，网暴中的威胁恐吓可能涉及敲诈勒索，网民应及时报案。民事方面的侵权，可以提起诉讼。

朱巍持续呼吁尽快出台反网暴法。他认为，如今的互联网上，网暴已成为多发事件，对社会和网络传播秩序造成了严重损害，已成为侵害言论自由的重要表现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寒蝉效应，让群体性的、非理性的因素增多。

但是现有的法律并不能涵盖网络暴力的多种形态，也缺乏具体的操作程序。“我们需要统筹立法，通过反网暴法的单独建立把网络暴力的多种形态、多种主体的责任以及执行程序说清楚。”朱巍说。

“法不责众”常常成为网暴者的施暴动因之一，而重要的是让他们知道“法是会责众的”。朱巍认为，对网暴者惩戒是治理网络暴力的关键之一，要让“每一根稻草”都承担相应的责任。

对于网暴者，平台方也应该对其做出惩戒。朱巍认为，平台责任不应当等着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法院得出结论再履行，“司法程序需要一定时间，平台应该立即、有效地做出举措进行管理约束。”

跨平台追责也是惩戒网暴者、维护受害者权利的重要手段。对于受害者来说，多平台投诉取证大大提高了维权成本。朱巍建议，平台之间应当建立“黑名单共通制度”，如果能够真正建立平台之间的惩戒互通制度，可以进一步规范和约束网暴施暴者。

政府部门可以搭建针对个人的辟谣平台作为补充。郑宁介绍，被造谣者上传证据辟谣，官方帮助被造谣者发布声明作为背书，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辟谣个体影响力小、不被信任以及辟谣信息传达广度不足等短板。

“很多机构单位，当员工遭遇网络围攻时，不问青红皂白先处理受害人。”全国政协委员、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第七检察部主任韦震玲建议，所有的用人单位都应该对网络暴力行为有全面、清晰的认识，不能只从舆情维稳角度出发，为了熄灭网络舆情，对发起网络暴力的群体直接妥协，不仅助长了不法分子的嚣张气焰，还使当事人受到双重打击，伤害从网络蔓延到工作。

“网络暴力实属违法行为。”韦震玲表示，网络领域出现了法治规制的空白和漏洞，失去应有的约束力，在行为失范又不受或者少受法律惩治的客观现实下，网暴者明知是违法行为因知晓不易被惩治、违法成本低、抱着法不责众心理而肆意妄为，一些营销号更是为追求流量经济利用网络暴力制造热点赚取不义之财，令人深恶痛绝。

郑宁认为，从根源上来说，网暴的治理需要靠加强教育，提高全民的网络素养，将网络素养教育写入教科书是一个可行的措施，在孩子们接触网络时就引导他们正确看待网络上可能遇到的不良信息。

精准“狙击”网络暴力

作为全国人大代表，李君也曾受到网络暴力的困扰。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这位四川省苍溪县岫云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说，他在前几年两会期间提出建立游戏分级制度等建议后，“一些网友对我进行语言攻击，我遭受到不同程度的网络暴力。”李君认为，若继续放任，或许更多人可能被伤害。

据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不完全统计，在前不久闭幕的全国两会期间，共有29位代表、委员就整治网络暴力、营造良好网络生态提出建议、提案或通过媒体报道发声。

在谈到网络暴力治理和青少年遭遇网络暴力维权现状时，多名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用到的字眼是“刻不容缓”。

2022年7月，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郑灵华因两张染粉红色头发的照片突遭网暴。大量谩骂、侮辱的言语出现在评论和私信里。今年1月23日，她不堪网络压力抑郁而终，在遗书里把网暴列为走上绝路的原因之一。

“她被网暴后，并非没有向平台投诉，但投诉后没有得到平台的重视。”全国政协委员、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第七检察部主任韦震玲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在这种情况下，当事人也不知道去找哪个部门，也没有一个专门的热线、监督的电话给她帮助，在多次投诉未得到重视的情况下，“她就崩溃了”。

多位人大代表认为，网络暴力对当事人的伤害已超过现实中的直接伤害。

“社交平台上带有暴力或不实的文字、视频，其危害性比现实中更大。”全国人大代表、宁波市镇海中学党委书记张咏梅认为，在平台和营销类账号的助推下，这些有害内容能在短时间内以较低的成本对个人、单位和集体产生极负面的影响，舆情暴发后进行补救往往已经来不及。

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邢台市律师行业党委副书记、河北齐心律师事务所主任齐秀敏说，网络平台要不断完善对被网暴者的实时保护机制，加强对重点群体的救助保护。

“各大平台应设置一键防护功能，同时，建立快速举报通道，向用户提供针对网暴信息的一键取证等功能。”全国人大代表、台盟浙江省委会专职副主任陶骏建议，相关平台应真正实现针对网络暴力的“一键防护”。

他介绍，当事人为讨回合法权益，需要收集、固定证据，但这个过程，会对当事人造成二次伤害，并且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建议法律界专业人士介入，对其提供免费援助。

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水上运动管理中心运动员徐诗晓关注到“取快递女子被造谣出轨案”自诉转公诉，她认为这是打击网络暴力的标志性案件，建议特别是在涉及公共利益的自诉案件中，检察机关可以主动作为，依法行使公诉权。

多位代表、委员呼吁针对网络暴力立法。全国人大代表，TCL创始人、董事长李东生连续3年关注网络暴力，他认为需要逐步从运动式整治转向常态化治理，建议尽快出台反网络暴力法。

他认为，当前法律层面对于网络暴力缺乏精确定义，以及明确的可操作性司法解释，尤其缺乏反网络暴力的专项法律条款作为指引，这导致在实际诉讼过程中，法官裁判规则无法统一，自由裁量权较大，应尽快出台反网络暴力法，从法律层面明确界定网络暴力的定义和范畴，以具体化的法律条文指导司法实践。

全国政协委员、汇业（南京）律师事务所主任魏青松表示，法院要依法妥善审理涉网络暴力案件，向社会传达对网络暴力零容忍的态度，增加造谣、施暴成本。

“这些建议都很有意义。”3月16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网络法治局局长李长喜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就多位代表委员强烈呼吁加快出台网络暴力针对性立法表示。

“现有的法律法规仍存在针对性不强、衔接不畅、效力不高等问题，制度实施效果与人民群众的期待还有一定的差距。”李长喜说，下一步将从网络暴力信息治理角度，进一步加大建章立制的力度，及时出台相关部门规章，并积极会同有关部门开展研究，推动制定更加完善的法律制度，强化对当事人的保护救济，及时回应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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