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曾一果教授是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被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也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首席专家。他长期研究媒介文化理论和现象，所涉话题紧扣网络热点文化现象，并深刻挖掘其中的深层次动因。《传媒观察》杂志2023年第2期对曾一果教授进行了专访，深入探讨数字时代我们如何“安身立命”的议题。专访中，曾一果教授全面梳理了网络化时代媒介文化研究的现状，对数字时代个体的文化选择进行了深刻反思。他特别提醒，数字时代更要关注人的主体性，要返身历史的深处，才能为“安身立命”提供源源不断的思考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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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文化：返身历史深处进行考察

Q：您长期研究媒介文化理论和现象，所涉话题紧扣网络热点文化现象，如“饭圈”“星座控”“网络恶搞”“微信圈子文化”等。从整体上说，您如何看待当下的媒介文化现象，特别是青年亚文化现象？另外，在网络时代，普通大众的圈层化越来越严重，您如何评价这些现象？

曾一果：个人认为“饭圈”、短视频等新媒介文化不仅丰富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也丰富了当代文化本身。当然，不断涌现的种种新媒介文化现象让人欢喜让人忧，因为一些恶俗的新媒介文化也随之泛滥。近年来，国家相关部门连续出台并颁发了一系列规章制度对之展开文化治理，如针对“内涵段子”“饭圈乱象”“低俗直播”等现象的文化治理。2021年8月25日，国家相关部门就颁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饭圈”乱象治理的通知》，提出“取消明星艺人榜单”“优化调整排行规则”等文化政策，这些都十分必要。

圈层化是网络社会的重要现象，如彭兰老师所言，今天的新媒介文化发展与网络技术及平台关系密切，不同的数字聚合了不同的文化社群，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圈层和类型。即便同属于短视频社交媒体平台，例如抖音与快手平台上创作短视频的群体区分度也很大，这跟每个平台自身秉持的文化理念有关。关于这一点，我在《新周刊》的一个专访《竖屏时代的内容革命与生活图景》中也提到，“每个平台的理念或价值取向是不一样的。有些社交平台可能相对更圈子化、更贴近年轻人的喜好”。

当然，在数字媒介时代，不同圈层的文化既可能被局限在某个空间里，但因为技术等缘故，它们也可能突破原先的文化壁垒进入其他文化场域中。也就是说，“圈地自萌”的固化现象和“文化破圈”的流通现象在今天经常是同时存在的。例如河南卫视的《唐宫夜宴》《祈》（即《洛神赋图》）和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的《只此青绿》节目，让传统文化借助新的媒介技术和社交媒体平台实现了多样化的“破圈”，拥有了更广泛的观众。

2020年，我在《人民论坛·学术前沿》发表的一篇文章里以哔哩哔哩（B站）的破圈为例也提到，“饭圈文化实际上不断处于聚集、分化和重新整合的流动变化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既有一些保守的势力让部分饭圈始终处于‘圈地自萌’的封闭世界中，也有几股激进力量促使饭圈不断发挥潜能，借助数字媒介技术和平台，突破自我限定，参与到各种文化、政治和社会实践中。当然，饭圈的自我突破非常艰难，因为其并没有走社会规范的路径，也没有明确的方向，还受到技术、政治和资本的多重约束。”不断地聚集、分化和重新整合，是数字时代新媒介文化发展的一个特征。

Q：您对媒介文化现象进行了深入研究，也对媒介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关系进行过深入解剖，那么，在您看来，我国现在的媒介文化研究整体现状如何？未来媒介文化研究应该朝哪个方向发展？各种媒介在文化传播过程中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

曾一果：目前文化发展有一个整体走向：文化-大众文化-媒介文化-新媒介文化。这样的概括或许比较粗略化、线性化，但我的研究就经历了从文化（传统的经典作品）转向大众文化、再进入媒介文化和今天的新媒介文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个人深受詹姆逊和威廉斯等人的文化理论影响，改变了高雅文化/大众文化对立的文化观念——过去我所理解的文化往往是指经典文化，并且也觉得只有深入研究经典才有价值。

但在做博士论文时这种看法已有所改变。我开始觉得那些不起眼的、大众的和通俗的作品也不应被忽视，甚至它们的研究价值丝毫不比经典作品低。由此，我逐渐对日常的和流行的大众文化产生兴趣，开始了对影视剧等大众文化现象的关注，努力尝试从中发现潜藏于流行文本背后的社会情感结构和时代精神状况。进入大众文化之后，我的研究就自然转入到媒介文化领域，并于2020年在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媒介文化论》，里面集中了我对媒介文化理论和现象的部分思考，涵盖了媒介文化理论、媒介与文化认同、媒介与政治传播、电视文化批判、新媒介与亚文化、媒介文化与性别研究等议题。但我觉得这本书的研究目前还存在诸多缺憾，特别是对新媒介文化现象研究还不够。所以最近一两年，我一直努力跟踪前沿的新媒介文化热点现象。

同时，我也试图返身到历史深处，带着文化史视角考察一些历史上的媒介文化现象，和许静波老师共同完成了《中国传媒文化百年史》一书。这本书是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国家“十二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被纳入朱寿桐老师主编的“中国新文化百年史”丛书，试图将媒介与文化结合起来，“一方面，从媒介的角度切入百年中国文化的发展历史；另一方面，也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反过来理解百年中国大众传媒的发展历史……将媒介史、社会史和文化史结合起来，立体性地勾勒出百年中国大众传媒与社会文化之间互动的复杂图景。”当然，想法是好的，但百年传媒文化研究工程量浩大，以我和许静波老师区区二人之力显然难以得其全貌，我们只是做了初步工作。加上之前我的国家后期资助项目“西方媒介文化理论研究”（该项目成果《西方媒介文化理论研究》2017年由学习出版社出版，并获得了第十五届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和教育部第八届高等学校文科优秀成果奖三等奖）。

上述便是我近年来在媒介文化方面努力从事的三个方面研究内容：基础理论研究、媒介文化现象考察和媒介文化史梳理。另外最近，我正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合作，拟推出一本《新媒介文化选读》，精选30多篇近年来媒介文化研究领域代表性的研究成果。

未来我国的媒介文化研究无外乎也是这些方面：媒介文化的基础理论、媒介文化现象和媒介文化史。目前我国媒介文化研究在基础理论上已经做了不少工作，译介了不少西方媒介文化理论经典，但本土原创性的媒介文化理论成果不多；对于前沿的媒介文化现象，特别是新媒介文化现象，现在关注的学者很多，也涌现了不少优秀成果，但能够在全球产生具有示范性和引领性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而在媒介文化史研究方面，学术界目前研究整体都不够理想。因此，个人觉得未来我国媒介文化研究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开拓。

热点反思：数字时代更要关注人的主体性

Q：在您的研究中，舆情也是关注的重点。那么，在您看来，最近几年来，舆情呈现出什么样的特点？面对这些舆情，社会大众和研究者应该分别采取什么态度？“现代性的忧思”仿佛是一个老命题，但又是一个常说常新的话题。您认为，在如今这样一个“数字主宰一切”的时代，我们应该进行怎样的审视和反思？

曾一果：近年，我有几篇文章涉猎这个领域。比如在《探索与争鸣》发表的《意识形态的“缝合”：后意识形态社会语境下“昆山反杀案”的批判性思考》，该文试图借助哲学家齐泽克等人的后意识形态理论对昆山反杀案进行考察。后意识形态理论强调社会的流动性，注重在流动社会中的创伤“缝合”。今天媒介化社会也存在着这样的问题，社会撕裂现象越来越严重，借助于不同媒介，不同阶层的政治、社会和文化观念差异很大。

例如围绕着深圳“宾利姐事件”等所产生的种种舆论漩涡，说明了不同阶层、性别、年龄和地域对同一个事件认识和看法分歧之大。“后真相社会”中，互联网构建了我们对世界的认知，人们是根据互联网上的各种媒介提供的信息表达观点意见，情绪很容易代替理性思考。在韩炳哲所言的情绪资本主义社会，社会共识如何达成是值得思考的命题。不过，越是这样，整个社会可能越需要一个宽松和开放的言说空间，才能越接近和抵达事实真相。

数字化生存和数字化交流已经成了数字时代的重要现象，我曾经为《暨南大学学报》策划了一组“社交媒体·云交往”专题文章，包括了陈龙教授的《界面依赖：“云交往”时代的交往实践批判》、王敏芝教授的《媒介化时代“云交往”的场景重构与伦理新困》，以及我和施晶晶合作的《“在吗”：社交媒体的“云交往”实践与身份建构》等文章，都探讨了当下媒介化、数字化生存对人们的社会交往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今天，人们的交往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数字化交往或者叫“云交往”。数字交往的情景是非常复杂的，既可能拉近人们之间的距离，也可能疏远人们之间的关系。这种拉近和疏远，既可能是个人与个人之间，也可能是族群与族群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不同性别、阶层、族群或国家都可能借助于数字化交往改变关系——拉近或疏远。

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进步，数字化交往场景可能越来越接近现实感受，它甚至能将早已消失的过往世界“召唤”回来。例如我在《技术和艺术的分化与再融合——元宇宙与数字媒介技术的想象力》一文中提到全息影像或沉浸式体验正将死去的人或物“召唤”回来，与你展开交流。但无论如何接近现实，数字化交往目前还是无法代替人与人之间现实的交往关系。新的技术如何更好地帮助不同身份的人们开展情感沟通和交流，我觉得非常重要，另外，如《数字社会学》的作者勒普顿所指出的数字监控和数字隐私问题日益凸显，这也值得关注。

近年来，新闻传播学界的前沿大多是“数字”、“算法”、“人工智能”甚至“元宇宙”之类的话题。我个人更多地是从文化和人文的角度进行思考。例如在《探索与争鸣》上发表的《“自我技术”到“技术自我”》对“AI变脸术”“深度伪造”等话题的思考，以及帮《暨南学报》所组的“社交媒体·云交往”专题，都是立足于文化批判和人文反思的立场思考这类问题。

需要补充的是，最近我特别关注从“情感结构”的角度去看待数字媒介时代的文化和社会问题，这里的情感结构理论资源既来自雷蒙·威廉斯意义上的情感结构理论，也涉及乔纳森·特纳情感社会学的情感观念，还包括德勒兹等所提的情动理论。由于每位理论家的情感理论侧重点各不相同，需要进一步好好梳理。但我觉得在今天这样一个越来越具有不确定性的数字时代，情感文化和情感政治的研究在传播学领域中正变得越来越重要。

我曾与《探索与争鸣》杂志合作召开了“媒介·文化·情感结构”的圆桌论坛，今年还将召开“言情：日常生活的情感与表达”的圆桌论坛。最近还为《苏州大学学报》组织了一组“智能时代的情感问题研究”专题，并给一家刊物投了互联网时代情感结构方面的相关论文，以及今年将为《传媒观察》撰写一期题为《互联网时代的情感图式》的“卷首语”，都试图在这方面做一点思考。

Q：您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从人文精神到人文主义——全球化与新媒体时代的“人文精神”》，几年过去了，现在面临疫情、后疫情时代的“再全球化”，新媒体也正在向更“令人意外”的方向发展。在这个特殊历史时期，您认为我们应该倡导怎样的人文精神，或者说，应该为传统的人文精神注入哪些更新、更丰富的内涵？

曾一果：我很关注相关的前沿话题，并且也希望能够从文化特别是人文的角度对相关议题做一些反思性的理论思考。在新闻传播学界，复旦大学的孙玮教授、南京大学的杜骏飞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的彭兰教授、苏州大学的陈龙教授，以及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华裔学者杨国斌教授等等，我觉得他们在这方面的思考成果已令人受益良多。

我所做的关于“AI变脸术”、元宇宙、短视频和平台问题等的思考也侧重于技术批判和文化反思，以及关于文化传播方面的研究都带有人文思考。当然，我的观察和思考目前是不够的，我觉得自己在相关理论方面的储备不足，特别是关于技术哲学、技术伦理、技术社会学和技术文化史方面的理论知识还很欠缺，以后在这方面需要不断加强。您提到我写过的《从人文精神到人文主义——全球化与新媒体时代的“人文精神”》一文，这里想说明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学术界曾掀起好几波“人文精神大讨论”，20世纪90年代的人文精神讨论主要由一批人文知识分子发起，针对的是当时世俗化、商业化和全球化对我国人文精神的冲击。但在算法、大数据和元宇宙主导的数字时代，今天的情况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因此，如果再讨论人文精神话题，我想更多地可能要从科技与人文、政治与人文、全球生态与人文、算法资本与人文的关系等角度入手，人的数字化生存境遇和人的主体性身份认同危机会是今天人文主义面临的核心议题。孙玮教授的《微信：中国人的在世存有》、彭兰教授的《“人-机文明”将走向何方》《技术与人文：疫情危机下的数字化生存否思》都已经突出了这点。在未来，我也想更多地从这方面入手。当然，对数字算法、人工智能和元宇宙环境中人的存在境况思考，我觉得有时还需要回到历史和现实社会的深处。

（载《传媒观察》2023年2月号，原文约10000字，标题为《媒介文化反思：数字时代我们如何“安身立命”——专访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曾一果教授》，此为节选，注释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本文为曾一果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数字媒介时代的文艺批评研究<19ZDA269>”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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