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刘炎正在射电观测室工作。 受访者供图 刘炎展示他给UFO目击者写的回信。陈抒怡 摄

“某某同志：来信收到……”1982年的一天，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副研究员刘炎端坐在办公室里写下一封回信。在他的右手边，堆放着这一段时间紫金山天文台收到的近200封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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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信来自全国各地，但都报告着同一个奇异天象：1982年6月18日晚上10时左右，离北方地平线不远处出现一颗“亮星”，几分钟后突然爆炸似的突变，眨眼间变成一个耀眼的白色光团，并很快成为一个光环，最大时几乎占满北侧半个天空。随后光环又逐渐缩小、变暗，到当晚10时50分左右全部消失。当时，从黑龙江至江苏的数十万人看到了这一奇景，有关这个现象是极光、震兆或是外星人的猜测沸沸扬扬，不一而足。

在研究了这些来信后，刘炎得出一个结论，并写在回信中：“今年6月18日22时5分开始出现的‘奇特天象’可能是人造空间飞行器造成。这个飞行器飞行在1000多公里的高空。它一面飞行，一面旋转，同时还喷出气体和固体小颗粒，形成一团雾状发光体，中间有一颗小亮星。当飞行器停止喷射物质后，原来旋转喷射的气体尘埃继续向外扩散，形成愈来愈大的白环圈……”

在写完落款“紫金山天文台信访组”后，刘炎检查了一下信件，交给天文台相关部门打字、油印，之后他要去办公室申请盖章，申领近200个信封，把信件一一装入其中，写地址、封信件，再投递出去。

最近上映的电影《宇宙探索编辑部》让人们想起上世纪80年代的UFO热潮。当年，每次一出现奇异天象，紫金山天文台就会收到大量群众来信，给目击者的回函几乎都出自刘炎之手。据刘炎估计，自己至少写过2000封回信。

热潮和研究

1943年，刘炎出生在江苏海门，6岁时随父母迁居上海董家渡。在敬业中学上高中时，他偶尔从同学那里看到一本《少年天文学家》，从此一发不可收。每个月拿到的2角零用钱，被他用来订阅《天文爱好者》杂志；一有空，他就和借他书的那位同学相约到人民广场看月亮、认星座。为了观测星空，他和那位同学合伙买过镜片，用硬纸板糊成一个圆筒，制作出简陋的天文望远镜。从那时起，他就梦想成为一个天文学家。

1960年，刘炎顺利考入南京大学天文系，毕业后进入紫金山天文台工作。1981年的一天，刘炎被天文台同事王思潮拉着一起接待了几位武汉大学的学生，见面才知道，这些学生代表的是“中国UFO爱好者联络处”。

1978年11月，《人民日报》发表《UFO——一个不解的“世界之谜”》，将UFO概念介绍到国内。从那之后，UFO在民间形成了热潮。1979年9月中国UFO早期活跃人物在武汉大学空间物理系成立了“中国UFO爱好者联络处”，1980年5月1日改组为中国UFO研究会。此后数年，全国50多个民间研究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冒出。

那次会面是刘炎第一次认真了解“7·24”UFO事件。1981年7月24日晚10时40分左右，我国西部的甘肃、青海、四川、云南等地的数百万人目击到一个奇异事件：天空中出现了一个壮观的螺旋状发光飞行物，一边旋转，一边由东向西缓缓飞行。

当时，国内有年轻天文工作人员提出，这是仙后座流星雨的流星体接近地球时所形成的一种特殊天象。这种说法又被许多媒体广为报道，几乎成了一种定论。这也引起了天文学界关注，很多专家认为这不可能是流星体所产生的特殊天象。

在同事们的鼓励下，刘炎对“7·24”UFO事件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研究，根据许多高质量的目击报告，他估算了飞行物的高度、大小、飞行路线和速度等基本参数，认为事件中的现象很可能是由空间的人工飞行器所产生的，其高度为650公里上下，这些计算分析的结果发表在《天文爱好者》杂志上，成了刘炎撰写的第一篇UFO分析文章。

上世纪80年代，类似的光环状、螺旋状发光体的飞行物频频出现在北方夜空中，引发了广大公众的关注，雪花般的信件寄到紫金山天文台。鉴于刘炎对“7·24”UFO事件的解答，此后台里凡是有类似的群众来信，就自然而然地转给了刘炎。

“在事件发生后的十多天内，我们会收到很多来信，有时是几十封信，有时是几百封信，把这些信摊在一起，做一个汇总，就能计算出飞行物的位置。”刘炎解释，从理论上说，只要在两个以上不同的地点观测同一飞行物的视位置和视大小，就可以算出飞行物的真实距离和真实大小，而在不同时刻分别观测飞行物的位置，就可以算出它的平均速度。“最好是三个以上相关数据，交叉佐证就比较准。”刘炎补充说。

蒙昧和理性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刘炎曾经遇到过很多现在看来匪夷所思的事情，当时却能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一时间以讹传讹、真假难辨。

最有名的是孟照国事件。1994年，有媒体报道黑龙江五常市红旗林场凤凰山上发生一起“飞碟”着陆事件，当事人是一位名叫孟照国的林业工人，他看到了外星人，还被劫进了“飞碟”。消息沸沸扬扬，国内外媒体都很关注。

刘炎很早就看到了相关报道，第一反应是“这太不合理了”。正巧他的大学同学、资深科普作家卞毓麟问他有没有兴趣写一篇分析文章，刘炎立刻答应。为了更好研究，刘炎把当时能搜集到的相关报道做成贴报，积攒了厚厚一沓，前前后后研究了两个月。1995年1月，他的分析文章在《科技日报》上连登三期，点出了这起事件在逻辑上的种种疑点，成为最早的反对声音。

刘炎是个温和谦虚的人，评点这件事情时他却用了“荒唐”这个词。在文章的最后，他给出一个结论：“笔者认为，凤凰山上的这起离奇事件，如果不是有意的夸张和编造，也只能是一些错觉和幻觉！”

这并非孤案。1988年时，刘炎曾经收到一份甘肃张掖一个青年寄来的报告，自称1985年4月10日午夜时看见了一个碟子状飞行物，忽然向他射来一道白光，他便失去了知觉，接着就被两个绿色小矮人劫持到了飞碟中，洋洋洒洒写了万余言。

“我当时就认为其间的疑点极多，编造的痕迹太浓，所以就把报告退还给他了。”对于这类过于离谱的案件，刘炎的态度很明确。

到上世纪80年代末期，类似的事件不绝于耳。刘炎认为，这与中国UFO研究走过一条弯路有关。1988年，中国UFO研究会接受气功科学研究会的邀请，成为其二级学会。此后在一些UFO的讨论会议上，气功师和特异功能者还会当众表演。“看见外星人只能算是‘小巫’，有些人自称会说‘宇宙语’，跳‘宇宙舞’，甚至还能用意念召唤飞碟，那才是‘大巫’呢。”刘炎哈哈大笑。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刘炎对参加UFO相关会议愈发谨慎。

“我一直认为必须运用现代科学的方法和成果来研究UFO之谜，一般是力图用合乎物理规律的自然或人工现象去做探讨和解释，如果发现观测资料不足或者另有疑点，就暂且搁置一旁，‘立此存疑’，待日后出现新的报告或依据时再做进一步分析探讨，或者‘多案并合’，寻找共同的规律或原因。”刘炎谈起他对于UFO研究的基本态度。

真相和求知

经历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如今UFO研究逐渐归于沉寂。“很多年没有人来信报告UFO现象了。”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科普部主任张旸说。就算在网络上，网友们报告的重大UFO事件也越来越少。

最近一次引发众人关注的UFO事件还是在2011年。2011年8月20日晚上9时左右，有多架飞经上海的航班机组人员称目击天空中出现奇异的不明光团，北京、山西、内蒙古等地也先后有目击者在地面观测到同一现象，亲眼目击的航班机长称“比月亮要大几百倍”。

2011年8月下旬，在上海和北京两次UFO事件研讨会上，刘炎根据目击者拍摄的多幅照片和相关报告进行分析研究，得出不明光团可能来自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以西200公里左右。“这次的UFO与1982年6月18日的夜空光团现象十分相似，甚至可归为同一类，就是人类的空间飞行器现象。”在报告中，刘炎作了判断。

此种现象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曾多次出现，多年的案例分析让刘炎对自己的判断更加自信。“过去这么多年，我已经计算过很多次。”刘炎说，对于发生在100千米以上的种种螺旋状、圆弧状、喇叭状、弹簧状等UFO，都可以用高空人工飞行器所产生的现象解释，这是被抛离的尾级火箭在施放剩余燃料时所形成的余迹。

从这个角度看，UFO事件的逐渐减少与更丰富的数据和更开放的信息不无关系。上世纪90年代的一天傍晚，张旸曾经在紫金山山脚下的车站等公交车，抬头向天文台方向望去时，突然看到一个发光体在以很快的速度掠过天空，亮度超过金星。一开始，张旸感觉有点惊诧，但他很快意识到，这是一颗人造卫星。这不仅是因为张旸的专业就是人造卫星，更是因为公开信息已经披露，当时我国有一颗人造卫星发射失控，即将坠落，因为距离地球很近，所以很容易被发现。

科技的进步也让真相更容易显露。多年以前王思潮曾经呼吁，应当建立一个UFO快速观测网，一旦出现重要的UFO事件，网友可以迅速用短信、电话、微博群发通告不同地点的观测者。当时，刘炎觉得这个想法虽然很好，但不太能实现。但现在，能覆盖整个天空的全天广域相机成本已经很低，何况人人都有手机，UFO现象很容易被拍到。再一分析，无外乎飞机、气球、风筝、火流星、火箭等，神秘感瞬间消失。

那么现在，我们还应该相信有外星人吗？前几年，刘炎翻译了英国著名天文科普作家斯蒂芬·韦伯所著的《如果有外星人，他们在哪？》，这本书的基本观点是，迄今为止，我们还未发现来自外星智慧生命的丝毫痕迹，在宇宙中，我们地球人这种高级生命很可能是孤独的。

但这一观点，刘炎还没有告诉他的孙子。刘炎的孙子今年10岁，对外星人很感兴趣。“寻找外星人是人类求知欲的表现，我不能打击他的积极性。”刘炎顿了顿说，“所有的生物为了生存都必须要探索和了解自己周围的环境，这就产生了好奇心，产生了求知欲。对于人类来说，这就是进步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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