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高校校园开放成为热门话题。大学教授吐槽“进自己学校都麻烦”,成为最新的案例。
北京某高校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有工作证,我的车也有校内通行证,但这些都没用,我必须要扫码才能进自己任教的大学校门。”在他看来,大学应该开放,不仅应该让广大师生便捷地进出,而且应该向社会开放,而不是在疫情防控政策都调整以后,还沿用疫情期间的特殊政策。
这个说法代表了不少人的心声,在疫情防控政策调整后,大多数公共场所已经恢复自由进出状态,但许多大学的校园仍未向社会公众开放,保持着相对严格的入校管理规定。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象牙塔”不等于与世隔绝
前段时间,一段游客质问深圳大学保安“深大是谁的”“为什么不让进”的视频引发热议。也有一些高校选择放开,如此前一度出现黄牛党兜售“入校门票”的同济大学,就于5月17日表示,校外人员无需预约即可凭身份证入校。此前,中南大学已明确人员进出学校无限制。
大学校园是否应该开放,多年来时有讨论。中国大学多有围墙,早期实行相对封闭的管理,直至上世纪90年代,随着时代发展,校园管控逐渐放松,大部分大学都已向社会开放。前些年更是常有“最美校园”的推荐,武汉大学的樱花是每年一度的“节目”,厦门大学与中山大学也是各自城市的必游景点。
不过,也因为“游客过多”等各种因素,一些大学实施“限客”措施,也因此引发争议。比如2017年,中山大学就曾因限制校外人员入校的规定而招致校友质疑。直至新冠疫情暴发,因应防控需要,高校普遍实施封闭管理模式。
许多人将大学比喻为“不被污染的象牙塔”,但“象牙塔”指的是对学问的尊重,不等于与世隔绝。大学需要的“安静”,是学子们可以沉下心来读书,而非将校门关上隔绝社会声音。“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绝不是当代大学生应有的生活。
放眼世界,知名高校多半没有围墙,院系分散于城市各处,与城市融为一体,这当中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督促学生接触社会的一面。中国高校普遍有围墙,是基于自身的历史原因和规划需要,无需刻意与国外高校比较,但让学生多多接触社会的导向是一致的。
同时,大学作为象牙塔,也有向外辐射教育价值的功能。在新冠疫情之前,利用周末、寒暑假或节日时间,带着孩子去参观大学,是许多家长激励孩子的一种方式。但就在五一长假期间,不少游客表示他们在名校门口吃了闭门羹。
大学校门的开放,本质是知识的开放。人类文明的进步,从来都不是在封闭系统内实现的,它离不开交流与碰撞,离不开思想的开放。战国时期的稷下学宫,被誉为最具现代大学气质的古代教育机构,它广纳诸子,成就了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百家争鸣”盛况。
北大曾有“来者不拒、去者不追”的学术惯例,蔡元培担任校长时,蹭课是北大一大风景。冯友兰曾回忆,“学校四门大开,上课铃一响,谁愿意来听课都可以到教室门口要一份讲义,进去坐下就听”,沈从文也曾是北大的旁听生。
校园开放是大学精神的投射
从世界范围来看,每座古老大学的发展,都是一个社区化的过程,以教育丰盈校园,继而以教育感染整座城市,最终缔造一个个大学城。
即使是有围墙的大学校园,与周边社区乃至整座城市也存在着“文化共存”,是相辅相成甚至唇齿相依的关系。大学与城市、师生与市民,也理应相互哺育,在共存中构建良好氛围。也只有这样,大学作为学术枢纽的地位才得以存在,学生的社交和实践、学术方面的探讨才能实现。
人们所熟悉的那些大学校训,如海纳百川、兼容并包,都在强调这种开放理念。从这一点来说,作为物理屏障的大学校门,原本就是第一个不该关闭的,大学校园的开放是大学精神的基本投射。
此外,公立大学的建设依托于公共财政,是社会公共资源,自然也有一定的公共服务责任。向社会面合理开放公共教育资源,也是推动教育辐射、推广科学精神与文化氛围的重要渠道。近年来国家对大学基础设施的高投入,也使得许多大学校园兼容人文、历史和生态等因素,完全可以成为市民的休闲去处。
当然,大学的本质功能是教育,校园的开放并不是没有限度的,也不能无序化,把大学真的变成景区。过分景点化、游客素质的参差不齐,都会干扰师生的正常生活,破坏大学的教育功能,还会带来安全隐患。
武汉大学之所以在赏樱季实施各种措施,也正是基于这些方面的考量。有专家就曾指出:“倡导大学与社会良性互动的时代,受制于资源有限和人文素质问题,校园开放过程中遭遇的尴尬局面,依然是当前我国公立大学开放过程中无法妥善化解的痼疾。”
只是面对这些难题,大学不应该消极对待,而是应该立足于社会需要和引导民众,制定有效措施,在社会公共议题中表现出足够的社会责任感和文化向心力,不能简单自我封闭了事。
不可否认的是,在疫情政策调整之后,大学校门的封闭更多是一种管理惰性,是过去三年的路径依赖。同时,校园开放后风险防控的责任边界,也存在不够明晰的一面,多少束缚了大学的手脚,使管理方因此而保守。但这一切都不是直接将大门关上的理由,希望同济大学的“放开”,能传导至更多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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