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传是三甲公立医院专家，挂号收费链接却是私营诊所；表面以科普为噱头，实际以卖药为目的；打着知名专家旗号，背后是营销团队在运作……在短视频平台上，存在大量所谓“网络名医”，通过科普视频宣传，利用医生助理引流，发起微信视频问诊，联合私营诊所卖药，形成分工明确、高效运转的新型“网络问诊”，而不少患者看病买药后却自称上当受骗。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短视频用户数已超9亿，许多用户通过短视频获取健康知识。受访医疗行业和法律人士表示，短视频科普促进了医学知识传播，而利用短视频将患者引流到平台外开展私下诊疗活动，甚至直接开方卖药，这一行为则可能已触及监管红线。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宣传是三甲公立医院医生，缴费链接却来自私营诊所

今年8月，来自北方的患者彭先生在某短视频平台刷到一个科普视频，视频中一位穿着白大褂的人正就男科疾病进行讲解，并自称来自北京公立三甲医院，从事中医男科30多年。平台认证账号显示，该专家为北京某三甲中医医院的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知名专家，主治多种男科疾病。

彭先生私信该账号后，很快就有自称为医生助理的人打电话、加微信，并表示找专家看病需预约挂号，通过微信发来100元挂号缴费链接，收款方却是北京一私营诊所有限公司。

来自湖北的患者杨先生也有同样的经历。去年11月，他关注了一位三甲医院泌尿科主任医师的短视频账号，私信询问治疗情况，随后就有医生助理私聊并加微信，其发来多个缴费链接均显示为北京一私营中医诊所。当杨先生提出质疑时，对方表示，由于疫情原因，医院实行分流会诊，现在专家不在自己的医院坐诊，而在别的医院会诊。

对于患者反映的这些专家，半月谈记者以普通患者身份私信其中一位专家账号，并进入该专家建立的“粉丝群3”，群内管理员引导患者填写一张个人信息表，称填写后可以免费与该专家一对一沟通。

当记者填写个人信息后，很快就有一个北京的座机号码打来电话，自称为上述专家办公室，表示到北京三甲医院找专家面诊和线上微信视频看诊一样，都需自主预约挂号，挂号费为100元。之后医生助理通过微信发来一个该专家在某互联网医院的挂号缴费链接，链接最上方提示“最近未在正规医疗机构线下看过的无法在互联网医院开处方”，对此医生助理表示“专家签字确认就可以，没有影响”。

当半月谈记者挂号缴费后，支付账单显示收款方为天津一家中医有限公司，对此，医生助理的解释是该公司名为专家在互联网医院上的注册账号名。挂好号后，医生助理表示第二天会推送医生的看诊微信，第三天通过该微信视频看诊。对于专家远程会诊出诊地，医生助理表示为北京一私营诊所远程会诊中心，开药也都是该私营诊所，而且表示该专家具备开具处方权利，三甲医院的专家都可以在多个医院坐诊。

表面以科普为噱头，实际以卖药为目的

微信引流、挂号缴费往往只是这一新型“网络问诊”流程的开始，接下来则是视频问诊、开方缴费、快递发药等更为模板化的诊疗过程。

在半月谈记者挂号后的第三天，专家通过微信群聊视频问诊，简单询问病情和看完舌苔后给出诊断，前后持续不到7分钟。挂断视频后，记者被移除群聊，随后医生助理发来了“28天颗粒口服2986.88元”开药信息和一张门诊病案记录单，上面显示为其他患者指出的北京一私营中医诊所。

医生助理表示相关处方单均已推送至某互联网医院，并且不断催促尽快支付。当半月谈记者询问能否看具体处方单时，医生助理给记者发来一张签了该专家名字、但隐去具体信息的处方单，并称支付完成后才能看到完整的处方单。

一位来自河北的患者吴先生则向记者讲述了其多次在短视频平台看病买药的经历。今年4月和6月，他先后在短视频平台上刷到成都和北京两位男科专家视频，联系后同样都是线上交费挂号、微信视频问诊、线上开处方单、缴费买中药等一套流程。

“他们先是给我开了一个月中药，等药快吃完了，医生助理又来问我用药情况，并说要复诊开药；我说药没有效果，医生助理表示是我吸收不好，而且中药见效没这么快。”吴先生说。

一位河南的患者任女士告诉半月谈记者，她在某短视频平台上私信一位皮肤性病科的医生后，医生称吃几个月中药就会好，每个月中药费高达7000元。吃完一个月中药后，该医生助理又主动联系患者推荐买药，并称有活动价。

多名患者向记者表示，他们收到的中药有的是煎好的中药汤剂，有的则是袋装的中药颗粒，基本都无生产日期、无保质期限、无生产厂家。

中部一三甲医院医务处副处长表示，目前许多知名医疗机构医生在短视频平台都开设个人账号，这些经过认证的医生利用短视频进行规范的医学科普是允许的，但不应通过科普的名义引流到平台外开展私人诊疗活动。

打着知名专家的认证旗号，背后是营销团队在操作

多名患者表示，他们之所以会在网上看病买药，主要冲着这些三甲医院专家来的，这些专家不仅在视频平台上进行了认证，且信息在三甲医院官网都能找到，让患者信以为真。但引起这些自称受骗患者质疑的是：为何这些“真专家”却干起了“药贩子”的生意？

患者彭先生向半月谈记者展示了一张特殊的“协议书”，从中得以透视背后问题所在。该协议书的双方分别是彭先生和北京一家私营中医诊所，主要协议内容是：今年10月，患者因反馈用药问题提出异议解决方案，双方经协商，中医诊所退给患者支付费用，并解除患者与中医诊所的医疗关系，同时要求患者此后不得以任何理由、任何方式向中医诊所提出任何要求，并不得实施有损对方声誉的行为，不得鼓励或诱导其他患者向中医诊所主张权利。

彭先生表示，这份协议是他主动联系医生维权后的结果。当感觉自己被骗后，他联系给他看病的医生却迟迟没有得到有效答复，此后他开始在网上公开举报该医生。“迫于压力，那家卖药的中医诊所给我打电话，叫我不要在网上曝光了，医生是他们的合作伙伴，曝光已经影响到他们生意了，最后答应给我退款处理。”彭先生说。

彭先生告诉半月谈记者，他目前已帮助多名受骗患者顺利退款，但能退款的只是极少数，没能退款的患者更多，有的是碍于难言之隐不想去维权，有的则是觉得投诉无门。

最近，一位受访的上海某三甲医院医生专门录制了网络看病防骗短视频。在他看来，相比于以前网上各种“假名医”，目前短视频平台上“看病卖药”的都是经过平台认证的真医生，但这些医生背后都有商业机构在运营，从科普视频制作、私人微信引流、医生助理联系，到专家视频问诊、线上处方开具、中药快递发货等流程，已形成分工明确、话术固定、高效运转的新型“网络问诊”体系，涉及公立三甲医院医生、私营中医诊所、卖药团队、商业运营机构等多个主体，批量化、模板化制造“网红医生”，使得本应严肃的诊疗行为逐渐演变成不断逐利的资本行为，严重背离互联网诊疗服务发展的初衷。

今年3月，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国家中医药局办公室联合制定的《互联网诊疗监管细则（试行）》公布，明确了互联网诊疗监管的基本原则和监管要求。

北京德恒（南昌）律师事务所律师肖晓明表示，在互联网医院提供诊疗服务时，相关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都需要在卫健部门注册备案，开展部分常见病、慢性病复诊，而不得对首诊患者开展互联网诊疗活动。部分医生通过短视频平台引流，直接绕开互联网医院私下挂号缴费、视频问诊、开方寄药等，这些行为均已触及监管红线。

受访人士表示，目前短视频平台衍生出来的这些诊疗乱象，影响正常互联网诊疗秩序和患者生命健康，相关平台和监管部门需加强监管，严厉打击各类网络医疗乱象，维护互联网诊疗服务健康发展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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